张静教授是我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此次讲座的核心内容聚焦于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变革与社会秩序”之间基本关系的探讨。讲座伊始，张静教授提出了该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为何社会变革在一些国家没有产生持久的社会冲突，也没有威胁到变革社会中新秩序的形成，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之中，应该怎样解释这种差别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变革四十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触发了各种群体的利益不平衡，却为何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强大的对抗改革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剧烈变革中何以保持了基本的内聚力，中国执政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为何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展，而不是收缩？对于社会变革与社会秩序基本关系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四十年实践能够提供什么新知识？
张静教授将这一宏大问题细分为两个子问题，其一，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及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它获得了持续性的改革动力？张静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超越经济的意义，它更是一场有方向的社会转型，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经历着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重组，归结为一点就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系中生长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开始出现，普通人面对的机会结构出现分化，劳动者的地位获得模式也出现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组织之间的权利关系都出现了相应的社会变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从这场变革中受益，也欢迎变革中出现的新型价值原则，这是改革具有持续动力的基本原因。当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单位组织在个人的财产获得和地位提升、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对部分弱势群体抵抗生存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庇护。总的来说，特定的社会组织化条件，可能改变转型理论预设的变革趋势，造就新的身份差异，并保持结构过度的稳定性。
第二个子问题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为何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即变革秩序的稳定性来源问题。张静教授主张，不能仅仅从正式的制度条文或知识精英的评判、主流意识的阐明中寻找原因，政治社会学更加关注基层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非预期性后果。由于全社会各个系统都深刻受到发展型意识形态的驱动，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实践中改变正式制度所规定的硬性原则，通过寻找各种适宜性方法以规避制度障碍，让新做法绕过现有制度的限制，或者以因地制宜的方式让正式制度适应地方需求，在此互动过程中各类主体形成一种默契共生的共享利益，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实分离”的适应性变革，张静教授将之概称为“二元整合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角色不再代表某单一群体，而是在不同群体间实现社会调节，从而直接避免处于可能的集团对立关系之中。此外，绩效合法性的提升，以及国家逐步进入国民生存风险的保护领域之中，都推动了政府与国民关系的重塑，并巩固了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最后，由于单位组织的强大力量以及中国人特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使得利益组织化结构成为可能，从而分割了社会横向进行组织化联合的动力，消解了对抗变革的各种自组织力量的兴起，这构成一种强大的“结构性抑制”力量，因而消解了对抗的动机。
最后，张静教授提出她的研究结论，她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进，而是依靠历史路径的开展——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作用，它们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大规模地互换或共享资源，从而促使社会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决，宏观上降低了各种冲突的长期聚集。此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的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稳定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通过这一独特方式，国家中心体制与各个社会群体在某些方面的利益一致性以及相互需求得以建立，“心照不宣谋发展”的合作关系形成。这种基础性结构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
讲座结束后，张静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针对学生提出的“名实分离”的可持续性问题、传统文化对当前社会稳定的意义问题，以及去组织化背景下社会变革与秩序的后续演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剖析与解答，整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张静教授的讲座，既有对中国实践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剖析，又有与一般性理论开展学理对话的强大穿透力，充分表达了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关切，将进一步推动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